Whittington 等（1990）曾实证探究了生育 率与税收因素的相互关系，发现税收宽免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Leibenstein （1956）首先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到微观家庭生育 研究，提出了生育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 即孩子数量的选择是由生育的成本和效益共同决 定的，在效益不变的情况下，生育成本越高，愿 意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少，反之则愿意生育孩子的 数量越多。从这一理论出发，降低生育孩子成本 则成为国家鼓励民众生育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个 人所得税政策发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正是通过 降低生育成本的方式实现的。 根据生育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生育 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 父母为孩子直接付出的现金或实物，主要包括生 育孩子过程中在教育、医疗、保育等方面的付出； 间接成本指父母为生育孩子而造成的自身收入损 失，比如部分家庭成员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 等。鼓励生育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既可以将生育孩 子的相关支出纳入扣除项目，从而降低直接成本； 又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弥补父母因生育 孩子所造成的收入损失，从而降低间接成本。在 这一分析框架下，鼓励生育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可 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生育成本外部化，在效益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降低生育成本，增大民众对 于生育孩子的“需求”，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此外，对于未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范 畴（没有享受到生育孩子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税前 扣除）的低收入人群，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 将生育成本一定程度地外部化，以降低实际生育 成本，进而鼓励低收入人群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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