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0月2日，日军登陆大连花园口，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辽东半岛之上。
甲午战争是决定了中日两国未来走向的国运之战：一方面，此战证明清朝通过洋务运动主动近代化的尝试失败，要求改革、革命的声音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在明治维新后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日本，则借助巨额的战争赔款实现飞跃，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改变“国运”的战争在近代史上屡见不鲜。
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北美殖民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霸主；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击溃了曾经横扫欧洲的法国陆军，统一德意志，一跃成为欧陆最强的国家。
对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是近代诸多屈辱战争中的特例。与令人绝望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不同，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本来很有可能取胜，最终却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清朝获胜的机会在哪？
首先，清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开战前，《美国海军年鉴》的世界海军排名中，中国排名第9位，而日本排第11位。尤其是北洋水师的两艘“远”字号旗舰，日军普遍使用的30.5口径舰炮根本无法击穿其装甲。
在黄海海战中，日军首先击沉5艘清军的巡洋舰，开始围攻定远、镇远，迟迟不能击沉二舰，自己反倒因为清军的重炮火力损失不小，被生生逼退。经过5小时的鏖战，日军并没能完全掌控制海权，北洋水师则成功掩护刘铭传率领的淮军12营登陆鸭绿江岸，支援清军在朝鲜路上的作战。
与海军相比，日本在陆地上的装备劣势甚至更大。当时清军配备了大量的71式毛瑟步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连发步枪，性能远超日军下级士兵使用的单发枪。此外，淮军还斥巨资从德国进口了世界闻名的克虏伯大炮，而日军使用的则是小口径的山炮。
清军装备的雷明顿M1867步枪。该系列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单发步枪”，甲午战争中已逐渐被可连发的毛瑟枪取代。即使如此，雷明顿步枪的性能也优于日军使用的村田步枪。
除了账面火力不如清军，朝鲜战场的天时、地利、人和也都不站在日本这边。因为朝鲜没有铁路，客场作战的日军在后勤上困难重重。日本在朝鲜共投入了24万军队，但因为运兵困难，反而经常出现在局部以少打多的尴尬情况。
平壤战役前，日军的粮食已经完全耗尽，只有弹药还有剩余。再加上天降大雨，连就地驻扎都有困难，士兵只能枕着石头入睡，而占有城防之利的清军则可以在营房中安然休息。
日军主将山县有朋看起来似乎也不是什么能扭转乾坤的神将。他一直高居庙堂，很少亲自指挥作战，老上司高杉晋作对他的军事能力很看不上，曾直言“山县是个大便似的人物”；而清军方面，水师提督丁汝昌曾在英国交流学习，带舰能力备受英人赞誉，驻扎平壤的陆军主将叶志超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被评价为“晓畅兵事”。
但讽刺的是，清军在装备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大便似的”山县有朋一波平推。朝鲜防线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崩溃，日军在海陆两个方向均取得大胜，兵锋直逼中国本土。
北洋水师驻地刘公岛的巨炮，一炮即可击穿铁甲舰的装甲。结果在日军登陆时一炮未发，反被日军利用来攻击定远号、镇远号。
拥有众多优势的清军为何在两个月内溃败？
首先是军队下层的腐败。
从账面上看，清军的武装已经完全称得上一支近代化军队。平壤城的主要防御火力来自加特林机关炮，这种新式兵器每分钟可射出350发子弹，会给攻城部队造成很大压力。但实际上，清军在平壤的备弹量只有117发，连支撑一挺机关炮射击半分钟都不够。
匪夷所思的弹药缺口让清军装备的先进武器变成了一堆废铁。当时清朝每年支出军费2000万两，超过三分之二都被八旗和绿营吃了空饷，剩下六百万也被层层克扣。负责镇守玄武关的左宝贵曾上书朝廷，说军中炮弹的不合格率竟超过七成！
可见在这种系统性的腐败下，清军的装备优势根本难以发挥。日军进攻平壤。当时日军缺乏工程器械，只能徒手攀岩外城，可是守将叶志超不发一枪就带兵逃走，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了平壤。
其次，是清政府上层对日本存在幻想，一味避战。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十五年，就已经开始积极干预朝鲜政治，挑起与清朝的摩擦，其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按理说，清朝在明知邻居存有异心的情况下，战备是不该如此松懈的。
但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廷存在两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一，李鸿章鼓吹所谓“清日提携”，他认为日本和中国作为东方的两大强国，理应联合起来抵御西方侵略。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已经将日军和朝鲜叛党赶出王城，但李鸿章主动退让，允许日本与清朝共享在朝鲜的特权，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他还以自己促成中日合作为豪。
其二，李鸿章认为列强会干预中日战事。他在压制国内的主战派时声称“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完全把宝押到了西方身上。但清朝一味指责日军不宣而战，却提不出任何实际证据，反倒是日本指证北洋水师欺凌琉球的日本侨民，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这种幼稚的错误表明，虽然李鸿章等洋务官员摆出了开化的姿态，但他们在观念上仍未同近代接轨。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日本驻清全权公使森有礼途经天津，满身西式装束拜访李鸿章时，李鸿章问道：“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
而比这些更可悲的是，李鸿章实际上已经是清末的开明官僚中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个了。这表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因为某一个士兵、某一个官员的愚昧，而是根源于制度性、观念性的落后。李鸿章不可能产生超越社会时代的见解，这也说明了个体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有限性。
历代评价
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宗泽亚《清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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