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背景
1998年长江发生了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从6月中旬起，因多个湖泊连降暴雨，短时间内超大降水量使长江流量迅速增加。受上游来水和潮汛共同影响，江苏省沿江潮位自6月25日起全线超过警戒水位。由于沿江潮位高，内河排水受阻，形成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秦淮河东山站最高水位一度达到历史第三位；滁河晓桥站最高水位达超出警戒水位1.79cm。 7月下旬至9月中旬初，受长江上游干流连续7次洪峰及中游支流汇流叠加影响，大通站流量8月2日洪峰峰值剧增，仅次于1954年洪峰流量，为历史第二位。南京站7月29日出现最高潮位10.14m，居历史第二位，在10.0m以上持续17天之久。镇江站8月24日出现8.37m的高潮位，仅比1954年低1cm，居历史第三位。 此外，此次洪灾发生还有其他因素作用。如气候原因，例如1997年厄尔尼诺事件的余波，使得我国国境内出现两条强降雨带。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雨带强度以及位置的影响等多方面气候因素。以及上世纪末的乱砍乱伐造成的水土流失等人为因素。二、党中央领导的救灾过程
1997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此法律的制定与颁布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于洪涝灾害危害性的预知性，以及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与保障。洪灾发生前，国家副总理就曾召开会议分析1998年全国汛期形式，其中重点对于两条降雨带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曾发生过的洪涝灾害进行了一定的部署。
洪灾发生后，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长江、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负责人员迅速部署到位，紧急进行抗洪救灾工作。同时随着洪灾进一步加剧，中央统一调控，多次派出专家组以及相关救灾人员进行救灾。各地的防汛部门也及时作出了应对措施，调动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进行救灾活动。 除了及时的调配以及应对措施，中央领导层也在此次事件中多次进行大方向上的正确决策。除汛期初期的通知文件外，中央在汛期期间又多次颁发相关救灾文件，如8月7日颁发的《关于长江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详细分析事件的原因及应对方案，为此次事件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方向。汛期中后期，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8月14日，国家防总向东北三省区发出《关于抗御松花江大洪水的紧急通知》；8月24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出《严明纪律确保防汛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通知和《严肃查处防汛抗洪斗争中的违纪违法行为》的通报；8月31日，温家宝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防总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后，国家防总发出了《关于做好决战阶段抗洪抢险工作的通知》。此外，中央领导层也曾发表重要讲话，为汛期工作提供指导意见。在灾情结束后，党中央及时对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同时在京举行抗险救灾表彰大会，表彰汛期中的先进人物事件以及对于事件进行反思与总结。
三、总结
据统计，全国共有30个省（区、市）受灾，洪涝受灾面积3.3亿亩，成灾面积2.07亿亩，受灾人口1.86亿人，死亡4150人，坍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0.9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水毁损失287亿元。 在此次事件中，我们能得到许多的启示与反思。首先本次灾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乱砍乱伐导致的水土流失，我们应吸取教训，不再谋一己私利而破坏家园造成更大的损失。此外，只有坚持党中央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队伍行动的集中统一与团结一致。回顾整个灾情，我们小组深刻体会到党中央对于整个灾情的预见性以及决策正确性。从救灾时整体布局的有条不紊以及灾后重建的形势来看，党中央对于此次灾情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成功的。同时，从此次灾情中各种可歌可泣的事件中，我们也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那份坚韧与勇敢，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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